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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1949年之后的中国考古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1928年开始的安阳发掘基础之上的。但是，过度夸大安阳传统很可能会忽视安阳之外的发掘、史语所以外的学人、有计划的科学发掘之外的意外发现、田野调查和发掘之外的理论和方法的输入和阐发等，而这些都是1949年之后中国考古学基础知识、田野方法和阐释理论的重要来源。由于这些发现、技术和理论长期以来都未得到重视，本书将其命名为中国考古学的“暗流”传统，予以阐发。 1949年之前的中国考古学呈现为多来源、多环节和多线索的多元景象。即使在安阳，也存在中央与地方、科学发掘与寻宝盗掘、本国与他国在发现、保管和阐释上的冲突与斗争。史语所在安阳之外尚有数量不多但意义重大的调查和发掘。史语所之外还有为数不多的考古学研究机构，尝试在不同地区进行考古发掘甚至发展不同类型的考古学。传统上的四裔地区在建构乡土历史的过程中可能衍生出具有乡土史倾向的考古学。具有人类学和民族学倾向的考古学也暗伏于特定的研究主题中。非科学发掘和古物流通既往被贬抑为缺乏科学价值，甚至是具有政治不正确性的活动，但不乏资料和方法价值。此外，1949年之前的中国考古学也有少数得到不同学术传统共同关注的课题。最后，西方考古学史、类型和发掘方法如何被译介到中国，如何与中国实践相结合也值得讨论。本书是中国考古学史研究上揭示1949年之前的多元全景的首次尝试。 本书将反思考古学史的视角和写作问题。考古学史的写作不应止步于按照年代关系排列考古发现、研究著述和学人交往，而应该展示田野方法和阐释理论上范式的形成和转型。本书提出了特殊的考古学“回访”和“深描”的作业方式，通过在晚近更丰富、更系统的科学发掘资料中和更多维向度的学术史情境中重新厘定1949年之前的考古学发现和阐释，建构出可信的安阳之外的中国考古学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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